纷纷纭纭的“响一声电话”,不仅骚扰了5亿手机用户,还把媒体、政府、运营商给集体忽悠了一把。
最初,是一家地方报纸以揭黑幕的形式煞有介事地讲述:“电话吸费诈骗是新型的诈骗形式……如果事主回电话,电话将被强行吸收事主话费,一次少则30元,多则几百元。”稍后,新京报更勾勒出了一个查无实据却有声有色的高额吸费“五级利益链”。
工信部憋不住了,于是出来澄清:拨测了65个电话号码的结果证明——高额吸费“基本不存在”。
谁知,半路跳出来个金警官针锋相对,还对某报纸记者说:高额吸费确有其事。
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——虽然还没看明白,确有其事的究竟只是报案呢,还是已被证实的案例。
在相关报道里,有人满腔悲愤地大喊:一会儿说有,一会儿说没有,我们到底该相信谁?
就凭这句话,即使最后此事可以水落石出,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,这是一个“多输”的结果。
政府是输的。无论是工业信息化部还是公安部,经历本次事件后,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都只会有所动摇,而不会更加稳固,因为正反两方都会遭受质疑,并且,由于难以达成一致声明,还被许多网民指责是“内讧”。
用户是输的。响一声电话的骚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,尽管许多媒体制作了“防骗宝典”来为用户支招儿,但用户已经被媒体的自相矛盾搞得晕头转向半信半疑了,最多是通过投诉渠道进行一番发泄,而不能获得实际的补偿,更难以判断信息的真假。
相关企业是输的。本次事件中,运营商和信息台已经成为众矢之的,随着关注度的水涨船高,用户已经不是在就事论事了,而是“恨屋及乌”,发出了一大堆其他的牢骚,先前的不满被放大了。
只可惜,在这一由媒体而起的事件中,媒体自身却也并非赢家,甚至是输得最惨的一方。分析一下媒体在“响一声电话”事件中的表现,就不难发现本次炒作有多盲目了。媒体紧跟热点是没错,但如果忽略了真实性,会造成多可怕的后果?《哈尔滨日报》的记者没料到,随口说说的金警官也没料到。有点像2003年的非典事件,新闻传播的不可控,让参与各方都始料不及,并因此而蒙受损失。
反思事件,可以看出这么几个症结。
第一,媒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应如何平衡?其实,单就追求利益而言,二者并不矛盾。吸引眼球是眼前利益,而社会责任是长远利益。一个媒体是否有点击率,是表面竞争力;而一个媒体是否可信,是品牌,那可就是核心竞争力了。曾有人批判过,十九世纪风靡欧美又彻底消失的“黄色小报”,怎么一夜之间都跑到国内来了?而这些小报有了互联网助阵,更是如虎添翼。但别忘了,黄色小报的下场是让公众抓狂,让媒体彻底自我检讨和改造。
第二,在互联网快速传播加速谣言扩散的环境下,应如何进行危机公关?危机公关并不是企业的专利,而是政府也该认真学习的一道难题。公信力是需要事件来不断验证的,信息的不透明积累到一定程度,总会爆发。最近沸沸扬扬的电信资费,之所以引发众怒,长年累月的信息不透明,恐怕才是授人以口实的根本原因。
第三,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下——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官民沟通?这里不仅牵涉到一个如何沟通的问题(这是技巧),更涉及到一个谁出面的问题(这就是责任了)。按照官府、官企的正常反应速度,大众很难及时获得信息;但如果匆忙作答,难免忙中出乱,效果反而更糟。这里有个核心问题,就是人才储备不足,技术专家太过有限。互联网把社会划分成两个阵营,高高在上的是精英,而自下而上的是草根。因为草根的逆反心理,精英的知识很难传播开来,所以就需要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人。是谁呢?“舆论领袖”这个概念,学传播的人应该都不陌生。如果有一些愿意并能够从精英阵营学习知识的“草根”,作为沟通桥梁,担任舆论领袖这样的角色,并借助现代信息手段,如论坛、社区、IM等SNS工具来消化和翻译枯燥的精英文化,并传播应传播的知识,是不是更易为草根所接受,从而发挥出更实在的作用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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